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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产生的经济背景：行政业务外包的投资机会

黄帝时期，政治、政信行业和其它行业一样，并没有特殊限定，政治行业出现争执，只要不影响其他工种就可以了。舜时期，行政需要以身作则，大禹的父亲鲧治水没有治好，结果被判刑处死。到了西周，各行各业的家族制十分明显，行政实行分封，家族来治理国家。周厉王开始发展专利，把山林、草场、湖泊等共有土地的资源，划归周王室独家所有。如果非王室成员要去利用这些自然资源，就得缴纳相关税赋，并对内控制言论，对外用兵，导致国人暴动，出现共和执政。

政信行业有许多分支，包括军事分支也在这个行业。到了春秋时期，这种政信行业形成的贵族意识还存在。在齐桓公时期出现过存邢救卫的事件，当时北方山戎和狄族势力正在向南发展，经常袭扰燕、邢、卫等国。卫懿公把鹤放在战车上招摇过市，等到戎狄打过来，百姓都说：“你不是让鹤坐战车吗？你跟鹤去打吧。”卫懿公向务农的百姓求援不成，就带着贵族去打这场一定会输的仗，战死沙场。戎狄打到了中原，按照儒家一部经典的说法叫做“四夷交侵，（中国）不绝如线”。周围的人群交替进攻中原诸侯，中原文化的命就悬在一根线上。这就是历史的存亡关头，是中原文明的存亡关头。这时候便有了管仲辅佐齐桓公存邢救卫，赶走戎狄，联合诸侯，成就了霸业。

这里面，管仲突破了周朝的家族治理，就属于自由职业者，也属于行政业务外包的工作人员。

西周到春秋时期，行政主要是家族内部的业务，诸侯大夫都是用家臣治国，典型的如孔子时期的三桓，“陪臣执国命”，行政行业都是以家族制来从事管理，掌握了军事，亲自打仗，认为自己是贵族。春秋时期出现了外包业务，这就是百家争鸣，都是小团体来接受行政外包业务，从孔子的表现来看，也是对家族行政有了很大的不满。经过各种改革，政信行业向更多人开放，战国时期出现了政府自主招聘，给了吴起、商鞅这些自由职业者很多机会。到了汉朝，算是合伙制，但最后合伙制由于分配股权出了很多问题。

当时的纵横家作为百家争鸣中十二大家的重要分支，就是在从事外交外包业务，将线下成本巨大的军事、外交冲突搬到线上进行演练，减少了中间损耗，提高了效率，简直是航空级别的润滑油。纵横家们做双面间谍拿两份工资是不会满足的，苏秦做了六国首相，拿了六份工资，各国君主听从他的指挥，相当于联合国秘书长。可能燕国给的工资是其中最多的，这还不包含单项绩效的抽成。张仪只要舌头还在就能做外交业务，靠一张嘴帮助秦国得到很多土地，并且自己得到了封地。

从纵横家可以看来，行政外包业务是一项轻资产运营的智力密集型业务。另外一项智力密集型工作，就是法家，秦始皇从韩国挖来了韩非，可惜韩非出工不出力。法家也接手改革业务外包，商鞅是出工又出力，吴起是使不上力。

春秋战国有两个显学，就是大众都知晓、可参与的行业，像当今的互联网行业，那就是儒学和墨家学说。墨子有两项业务，一个针对百姓，做农业和手工业，另一项是雇佣兵。在雇佣兵业务方面，通过O2O的方式，节约了大量成本。根据《墨子·公输》记载，墨子曾受宋国雇佣，带领雇佣兵部队帮助宋国守卫城池。在这种情况下，他独自步行出使楚国，通过在桌子上排兵布阵，化解了楚国大夫公输盘的各种围攻，把线下成本高昂的战争搬到线上，成功说服公输盘和楚王放弃侵略宋国的企图。楚国没有付出成本，宋国也获得解围，而墨子则节省了中间成本，获得利润。墨子虽然接手行政上的雇佣兵业务，但墨子“兼爱非攻”的主张在这场军事、外交事件中得到生动体现。止戈为武，这是墨子减少风险，让自己事业长青的一个重要立足点。

法家主要是自由职业者，商鞅等法家人物都有封地作为收获。一直到汉朝时期，行政外交业务也是拥有大量利润。

汉高祖七年，刘邦亲自率领32万大军迎击匈奴，中了匈奴诱兵之计，被围困于白登山（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马铺山）达7天7夜，完全和主力部队断绝了联系，这次事件被称为“白登之围”。后来，刘邦采用陈平的计谋，向冒顿单于的老婆阏氏行贿，才得脱险。在这次外交斡旋中，陈平付出的成本是一些珠宝和一张美女字画，他告诉阏氏，如果汉王被俘虏，就会把画中的美女献给冒顿单于，那时候阏氏就失宠了。阏氏对比了一下双方颜值，接手了陈平的外交业务，开始对单于吹枕头风：“汉帝被围了七天，军中没有什么慌乱，想必是有神灵在相助，虽有危险但最终会平安无事的。你又何必违背天命，非得将他赶尽杀绝呢？不如放他一条生路，以免以后有什么灾难降临到咱们头上。”冒顿单于本来与韩王信的部下王黄和赵利约定了会师的日期，但他们的军队没有按时前来，冒顿单于怀疑他们同汉军有勾结，就采纳了阏氏的建议，打开包围圈的一角，让汉军撤出。因为有陈平的外交斡旋，小处来说，防止了刘邦被杀，大处来说化解了一场灭国危机。

在陈平这一辈子当中，拿大钱做小事的案例有许多，刘邦曾给陈平四万斤黄金让他随便花，结果陈平只是用两桌饭离间了项羽和范增，当时项羽派使者出使刘邦，陈平下令烹制最豪华的全牛大餐，供使者享用。西楚使者受宠若惊，正准备大吃一顿，陈平却表情怪异地进来，下令工作人员把全牛大餐撤走。“不好意思搞错了，我还以为是亚父范增的人，原来是项王派来的。”等到新的一桌饭菜端上来，只是白饭和几样蔬菜。使者回去以后，对项羽说起这件事，加上陈平利用西楚国的免费关系煽风点火，为后来项羽劝退范增，范增离职路上被气得发毒疮而死埋下了伏笔。

唯一付出成本的两桌饭，其中最豪华的一桌还省了下来。只付出一份外卖套餐，陈平赚翻了。刘邦付用几亿元的成本干掉一个竞争对手，最终获得天下，更是赚翻了。

陈平是一个奸诈的人，他的事业不是正面事业，但也足够说明，行政的每个细分领域，都有大量的投资机遇。春秋战国时期局面复杂，投资机遇也多，但是没有保险可买，有德才能事业长青，因此这些投资机遇大都是因提高行政事业效率的需求而产生，这也是法家等改革家在当时非常吃香的一个原因。

换一个角度来看，为什么在春秋时期，行政外包事业能够如火如荼展开，供养了百家争鸣？政府拥有政策资源（立法），行政资源（义务），税收资源（利润和保护费），自然或行业资源（经营性资源）。自古以来科举制等也都是以行政资源为突破口，为什么四项资源中，行政成为最大的突破口？因为权衡利弊，政策立法资源帮助获得垄断地位，税收是直接利润，经营性资源产生更大的利润，这四项业务中，只有行政资源对政府来说是负资产！如果不干活还拿钱，哪个政府不愿意？“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他们行政的成本实在是太高昂了，也太不专业了。如果雇佣一些同样不专业的行政人员，工资不多发，但是隐形的、不可说的成本实在是太大了。

当时的为政者是很乐意咨询顾问、供养顾问，以帮助提高行政效率的，经营性资源是“开源”，行政资源是“节流”。《论语》记载孔子见齐景公，齐景公问政治、治国，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就大笑：“讲得好呀！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虽然有粮食，我能吃得上吗？”（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齐景公的话立刻招来孔子的反感，孔子旁敲侧击，告诉齐景公在位就应当把行政做好，要记住的是义务，也就是作为唯一一个负资产的行政资源，可齐景公记住的只是自己的收益。《说苑》卷四《孔子见齐景公》有这么一段：孔子见齐景公，景公致廪丘以为养，孔子辞不受，出谓弟子曰：“吾闻君子当功以受禄，今说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赐我廪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辞而行。

孔子认为只有做好了行政，才可以享受税收之类的供养“禄”，可是齐景公却听不懂，想要孔子也来接受供养，孔子就很生气，直接推辞掉了。齐景公的想法也有道理，有孔子在这里，他就省了养大量的政府冗员，大量“节流”。只是付出一个城市来收购孔子，未免对孔子学院的估值太低、利用方式太低效了。

百家之中有孔子想法的人并不少，包括墨家也是这种想法，这两家都是民间的行政者。百家中留名最多的大多都是与行政相关，也确实通过法制构建、外交、军事、体制改革提高了春秋时期的行政效率，让一段混乱的时代竟然光彩熠熠。可以说，虽然当时的政治业中实际掌权的家族有着思想出轨的趋向（只知道吃），但是由于当时的行政是市场化的，各家各业都可以参与进来，让提高行政效率一直摆在案头，所以成为思想大爆发的一个社会基础。如今国际上航天业有外包的趋向，而春秋时期是把法律、改革之类也外包出去。并不是政府垄断各行各业都有好处，那样会产生更大的行政负担，并且产生贪污、征伐等严重的漏洞，开源的钱可能越来越不足以弥补节流的钱，会拖累自己。

那政信行业的总盘子有多大呢？当时农业普遍是十抽一，井田制是九抽一，政府、贵族田产抽成更多，另外还有政府资本运作，比如汉武帝的盐铁专营。以当今来看，税收、财政收入大概总体在GDP的20%，加上官营资本的盈利占GDP的比例，应当是政信行业的总盘子。墨子瞄准的是税收的军事部分，吴起瞄准的是官营资本的改革利益。孔子瞄准的，则是全球的政信行业总盘子。其他百家都是做细分领域。

百家争鸣中，吴起等人是综合的大管家，也是自由职业者，而独立成团体的人群中，孔子的业务是最全面的，儒家虽然不接战争业务，但是接下来的祭祀、外交、工程建设、税务咨询等业务，足够获得非常多的利润。其中祭祀类似于现在的影视行业，已经能够带来大量利润，而孔子学院还承接了狙击手培养（射箭，说轻点是捕猎，在战场上就是狙击手）、驾驶员（马车驾驶，在平时是司机，在战场就是坦克车驾驶员）业务。如今财税的线上业务系统、火车购票系统也都是外包，孔子从事的行政外包业务是如此全面，以至于可以自己开政府，最终被司马迁写进了帝王传里。

孔子的徒弟子贡是当时的世界首富，也是孔子最大的天使投资人，曾经受孔子之托帮助鲁国解除齐国的围困，竟然靠一张嘴挑起了中原大战，引发多国加入了战争，让吴国打败了晋国夺得霸权，反而给了越国翻盘的契机。如果没有子贡受托为鲁国解围，越王勾践吃再多蛇胆都没办法复国，娇小迷人有蛀牙的西施还得接着陪夫差睡，范蠡的投资怕是得打水漂，品牌也建不起来，世界富豪排行榜上将永远划去范蠡的名字。但是没有仁德的业务，孔子不会做，更不要提因为钱财而去接不道德的业务，那样风险太大。这种把行政外包的体制，要从全球效率的提高来寻找利润点，从风控中体现道德，最终实现学问的传承。如果只盯住利润，不注重道德风险控制，玩脱了就会有像苏秦、商鞅一样的下场。“政信行业”的核心就是“信”，以效率和道德来控制风险。

政府的各种业务都是外包，只是常人的着眼点太小，花那么多时间、金钱、精力和政府打交道，做个小小的PPP项目就满足了，还要面临各种风险。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孔子周游列国的业务做成功了会是什么样的状态，他把东屋上课的学生叫到西屋开个会，就是G20，和兄弟们吃一顿便饭，就是金砖会议，有什么问题不能化解？政府有各种各样的需求，不聪明的人只能顺从政府的需求，可孔子懂得挖掘政府的需求，做出增量外包业务，乔布斯知道替客户体验产品，引导用户的需求，成功就是这么来的。政府发展总是跟不上科技发展，并不是政府的原因，而是社会没有挖掘其中的需求。

司马迁为什么把孔子放进了帝王传？就是因为孔子的业务范围太大了。

如果像孔子那样，通过教学掌握住了外交、祭祀、工程建设、财税管理等各项能力，通过掌握科举掌握住了人才，那完全可以做大一点，做全球行政外包业务，像CFA考试等也都在做这些人才增值业务。如果当时有科举考试，孔子可以把它做成全球的考试业务。后来的朝代也是允许外夷来考科举，只是在出身上有些限制，比如经商人的后代不能参加科举，是想要禁止官商勾结？其中原委可以自己体会。

政府的人才招聘完全可以放给猎头企业，猎头企业从员工抽成。孔子的思路大概可以这样归结，在学院培养学生以后，可以安排各国政府进行采购，钱打给孔子，孔子给学生发工资，只是人力外包而已，这也是学生们在各国任职以后，还要听从孔子指挥调遣的原因，因为人事档案是在孔子这里。也出现过负责到像是要跳槽的人员，比如在鲁国任职的冉有，简直快变成总理的家臣了，为此孔子没有少骂他，即便当时冉有做的任何事都要事先向孔子咨询，比如“季氏将伐颛臾”。孔子甚至对冉有的业务能力也很是怀疑，想要和他绝交，“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子路是孔子的合伙人，孔子的一个弟子高柴只是领工资的工作人员，两个人都曾受雇于卫国。当初卫国大乱，高柴从卫国仓皇逃出来，遇见了走相反方向要进入卫国的子路。高柴想阻止子路，告诉他卫国大事不可为，子路没听，也可能出于内心太负责，想要做好行政业务，免费赠送一个外交增值服务，结果掺和到了卫国公族的家事之中，受牵连被杀，成为圣人稳稳当当的业务下一个突然爆发的壮烈事件。

如果孔子在一国任职，可以通过对地方的观察，来安排合适的行政人员进入官僚系统，量身定制符合当地发展的官僚体系。这种负责任的猎头企业，以专业态度成就高效率，会为政府节省下大量的行政成本，应当被提倡。孔子的风控也做的很到位，“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专注行政领域，不掺和军事和变法分支，在全球形成了口碑良好的品牌。只是在卫国失了手，失去了一个合伙人。如果民间掌握了科举，也可以和其他考试一样，通过此类方式做人才增值服务。

通过外包政策，各国的行政效率也是杠杠滴，因为可以免除外交能解决的很多中间成本。国际化的猎头服务——客卿制度也在春秋时期快速上马，当时流行独立的猎头，就是各国官员在业余时间给各国君主推荐优秀的客卿，经猎头转介绍成了当时政治行业出国就业的最大通道，而猎头、星探业务也成了各国使节出国的重要增值业务。其中最典型的是挖掘范雎。的做官道路。范雎在魏国遭遇大难，差点死掉，被第一个猎头郑安平收留。王稽作为秦国使者来魏国以后，郑安平就假装当差役，侍候王稽。王稽就跟他打探：“魏国有贤能的人士愿意跟我一起到西边去吗？”郑安平便把范雎推荐给了第二个猎头王稽，王稽带范雎到秦国，帮助秦王夺得权力，成为宰相，并制定远交近攻的策略，推动了秦国统一世界的进程。另外一个案例，是秦孝公宠臣景监曾三次引荐商鞅见秦孝公，成功为商鞅变法铺路。加上百里奚、吕不韦、李斯等，猎头主导下的客卿制度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孔子当初到各国给学生介绍工作，也是费了很大的力气，这项业务就在孔子名下，以至于各国不能把他的学生充分拉拢过来直接雇佣，而且学生们也没办法脱离对孔子的业务咨询，那样会大大降低自身的含金量，因为孔子在行政方面实在是太专业了，已经有了巨大的品牌影响力。当然，行政外包业务不是儒家一家的，这也才形成春秋时期百家争鸣的灿烂局面，在行政格局、历史IP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财富。

行政外包行不通，行政承包来补充

行政需要有效率，有很大的市场规律在其中起着作用。在隋朝创立科举考试之前，一直也有各类考试制度来选拔行政人才，春秋时期的六艺就算是选拔方式之一。除了从民间选人才这种行政市场化方式来提高效率，还有从内部管理进行调节的方式，这就是捐官。

简单来说，捐官或者卖官，是除了行政外包以外的另外一种方式，行政承包制度，做好了大家都开心，做坏了会有惩罚。行政缺少市场化，选贤制度有问题，高薪养贪也没用。税收或经营性资源延展的业务不足以弥补行政成本，那就要进行内部管理创新。在中央层面实在没有能力管理的时候，承包制也是一种市场化的方法。

史书上记载早在秦汉时期就有拿钱财换官的说法，清朝时期达到了顶峰，“捐官”明码标价，平民百姓只要向政府捐钱捐物就可以换来一个官职。清朝官员工资很低，越大的官工资就越低，贪官污吏横行。银子都进了官员的腰包，国库可能会亏空。和珅给乾隆给出了主意，官员可以交一定的银子抵消罪行（分享法律资源），后来发展到直接卖官（分享税收和经营性资源）。这样的结果就是，乾隆遇到大的开销就开始卖官，名字叫做“捐纳”。捐分两种，一种长期的一种临时的。一种是直接卖4品以下官职，一种无所谓几品，根据职位可能产生的利润来卖钱，市场化经营。乾隆时期是一个价格，到嘉庆的时候范围更广，价格也降低了一些。

清朝卖官，四品道员需要16400两银子，一个七品官知县大概需要4620两银子，八品的县丞，也就是副县级别，要980两，地方官任期一般是3年。乾隆时期的消费水平，普通人家，大概一年的家庭收入在20两银子，一个人一年的收入大概在10两银子。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8元，计算的结果是，做副县级，980两银子相当于2766344元，如果是任期3年，除开工资不算，每年最低需有额外营收922114.6元。加入总投资额年10%投资回报率的276634.4元，每年总营收1198749元。

从事正县级职务，4620两银相当于13041336元，如果任期3年，除开工资不算，每年最低需要有额外营收4347112元。加入总投资额年10%投资回报率的1304133.6元，每年总营收5651225.6元。

道员是介于省级领导（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和市级领导（知府）之间的地方长官，官阶为正四品。道员是“万精油”，所从事的职务并不固定，有的道员会被任命成为布政使、按察使的副使。有的则会被任命负责管理专项事务，比如专管粮务的督粮道、专管海关的海关道、管理盐场的盐法道。暂定其为副省级，16400两银子相当于46293920元。

官职	品级	价格（银两）
道员	四品	16400两
知府（市级）	从四品	13300两
郎中	五品	9600两
同知	从五品	6820两
主事	六品	4620两
知县（县级）	七品	4620两
县丞（副县）	八品	980两

 

从以上数据，可以对清朝的各级政府营收情况（也是大多数朝代的各级政府营收能力的反映）做一个大致了解。

不管如何买官卖官，一定要有一个评价标准，比如“信”。儒家五常中，仁义礼智信，信就是政治信用，每年565万元喂不饱一个知县，有可能也雇不起管仲、商鞅、吴起，但是雇佣第二梯队的李悝、申不害完全足够。

如果是行政外包，会出现百家争鸣。如果是承包制，是杀鸡取卵，腐蚀自己的墙角。墨子做军事外包，苏秦做外交外包，商鞅做法制外包，都会产生实实在在的、可量化经济效益。尤其军事，省出一块钱就能看到一块钱。孔子相对就很尴尬，孔子增强行政效率的、从国君到基层官员的劳动力外包，让人又爱又怕，爱他提高效率，确实让人省心省钱，怕他挖你墙角。这完全是肚量问题，得了阑尾炎，割阑尾还疼吗？有了孔子，根本就不用商鞅他们进行改革，只要把脓换成血，就可以大大提高效率，能够自然长出新的肉来。如果苍蝇打不完，可以换玉杯来顶替位置。各国自己维持低效率，让苍蝇老鼠和自己一起吃饭，互相传染，墙角只会烂的更快。如果想使用谁都不伤害，和平推动世界改观的方式，孔子只能走行政最高层路线，从上往下撸（曾尝试走低一级别的路线，但没有成功），可业务能力太强，让君主显得无所事事，饭都吃不香了。楚昭王打算把书社之地封给孔子，宰相子西劝谏说：“国君的使节有像子贡的吗？辅相有像颜回的吗？官员有像宰予的吗？孔子得到封地，以此为根据地，又有贤能的弟子辅佐，这不是楚国的福分啊！”楚昭王就取消了封地给孔子的打算。孔子走不通，战国时期各国就只能走外聘渠道，找改革家来给自己刮骨疗伤，来给自己截肢，可是把成本转嫁到了改革家身上。吴起、商鞅都是落下惨烈的下场，一个被乱箭射穿，变法全盘推翻，最后楚国被灭掉，一个被车裂，还灭了三族，给政治信用又抹了黑。如果不是看在钱的面子上，哪个改革家还敢来？这无形中又增加了变法成本，一个孔子花点工资就能清洗干净，还能省下大量的行政成本，谁也不会受到伤害，却非要付出改革家的买命钱，老鼠拼命的阻力成本，百姓遭受苦难的成本，和所有变法在品质上很低下的成本（“变法改革”本身存在品质问题，副作用巨大，遗毒也很大）。《论语》有这么一句，“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老虎从笼子跑出来作威作福，灰犀牛对百姓横冲直撞，国之大器、国之栋梁却被闷死在小房子里，这是谁的过错呢？变法是一剂猛药，是来给病入膏肓的人续命。是药三分毒，许多改革的毒性得占六七分，改革家都挖得了一手好坑，最后成本都会转嫁到百姓身上。真正病入膏肓的是在上位者，而不是百姓，为什么要把成本转嫁到百姓身上？如果孔子的政信业务能成功，还用得着商鞅吴起申不害来变法吗？不管是苍蝇老鼠还是玉器，都有它存在的价值，都有其存在的权利，问题还是出在君主本人身上，不会有上梁正可下梁歪的情况出现。孔子找准了道，可闪了腰。

商鞅的改革只是让秦朝通过野蛮的方式统一六国，在国家治理上，根本没有实现民富的效果。在秦孝公死后，商鞅被通缉的时候，他到酒店住宿，没有证明文件，酒店不敢收留他，他才发现自己的改革太严苛。秦朝统一六国之后，街上有很多因为犯了小事而断手断脚的人，刘邦初入关中，就约法三章，废除了苛法，得了民心。陈胜吴广起义，刘邦揭竿而起，也都是因为服兵役的法律太严苛，误期就要处死。商鞅变法让秦国统一天下，可严苛的法令下，仍旧不能避免二世而亡的命运。在关于老百姓的严刑峻法方面，都120%地执行着，可是在有钱有权的人这里，刑罚都已经失效了。商鞅变法的法令是从栎阳发出的，项梁因为犯了事儿在栎阳地区被人抓到，下到监狱里。结果安徽蕲县的狱掾曹咎利用自己在栎阳的人际关系，写了一封信，让栎阳的狱掾司马欣放了项梁。政府的垄断越强，法令越严苛，官吏的权利就越大。给了各级政府这么大的权利，大家就都在这个锅里吃东西，鱼肉百姓，效率低下。可是等锅热的爆炸了，那就是中央政府来承担这个罪责。所以何必要获取那么大的垄断权利，何必要雇佣这么多没用的人一起吃大锅饭，让行政效率变得非常低效呢？圣人不必变法就可以让国富民强。孔子直接通过外包制度，让中央政府来给各级官员换血，新肉就会长出来，各种疮都被疏通消除了，何必再通过变法，来让老百姓为政府的低效率和企业改革买单呢？

乾隆将自己企业管理不善造成的成本增加，最终转嫁到别的企业身上，这也是不信实，比找改革家还不信实。受国之垢是为社稷主，贵大患若身，从外部不能解决问题，变法就是一种外部解决的路径，副作用巨大，会产生新问题。需要自我反省，万方有罪罪在朕躬。靠想象力执政，却没有适合的措施，能调动再多资源也没用，全民梦游以后，会发现现实可能更差，只能等着后人忘了自己以前的愿景。行政有个市场化的成本，可以利用社会力量来提高效率。尧舜在位，比屋可封，人人都在行政，“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民事纠纷不出村，效率是最高的。

那么应该从哪里评政信指数，可以试着从企业的行政沟通成本寻找政信指数，并给出解决方案，是卖掉哪些资产，外包哪些资产，在税收体制不能兼顾公平的地方，是不是取消税收，政府也可以提供服务获取报酬，或者提供免费支撑，放开市场让民间机构来提供这类服务，让百家同台竞技，逐步寻找出最优的方案。行政不市场化，效率不能提升。行政不成为生产性部门，就有社会的不均衡。孔子说：“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不能实现行政市场化、生产部门化，百姓贫苦、老无所依、社会动乱就会产生。

行政承包制度完全没有优化自身的管理，完全比不上业务外包，甚至也完全比不上客卿制度。客卿大多数是天使投资类型，不论出身，吸收民间能人。因为郑国的间谍问题，秦始皇驱赶客卿，可李斯上书陈述，原来推动秦国发展的竟然大部分都是客卿。秦穆公计赚由余、五张羊皮换百里奚，在人才战略上玩出了新高度。秦孝公重用商鞅，秦惠文王重用张仪、司马错，秦昭襄王重用范雎，秦孝文王重用吕不韦，甚至秦始皇以土地换韩非、重用李斯，都是大人才战略。越是强盛的国家，越是注重内涵。

客卿制度下有外国的首相返聘，这就是顾问制度，性价比不高，心思也不整齐，只能做顾问。韩非子作为韩国公子，是一流的法制和改革人物，但被挖到秦国以后，心思却总是走偏。吕不韦卸任以后各国来返聘，结果引起秦始皇不满。吴起作为在齐国就很有名望的人，到魏国任职，不能得到信任，结果有杀妻明志的故事流传。百里奚、商鞅、范雎和李斯作为草根出身，反而得到重用，帮助秦国得到天下。在人才的问题上，走不得捷径。

春秋时期各国有各种改革人才，一国连续进行各种变法，走了一个会来另一个。魏文侯礼贤下士，当时魏国是世界人才聚集地，但是魏文侯死后，在子孙执政时期，吴起、商鞅、孙膑等全都跑掉了。如果能够慧眼识英才，用外聘外包制度推行改革，选优来推一下，让吴起、商鞅、韩非同台竞技，那统一六国的可能要换一家。世界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掌握人才就是掌握世界。

既然变法改革副作用这么大，那么为什么不研究一下孔子呢？孔子是最优答案，可是并没有发挥出自己的能力。春秋以后还会有孔子吗？太难了。

政信行业市场比政信金融市场大的多，而政信金融必须要足够拆解政府资源，把政府信用指数化货币化，看看它能不能撑起货币系统，能不能撑起教育系统，能不能撑起自己的经营性资源，并为政府的外包采购、行政管理提供数据化的支撑，最终提高效率。立足到更高的整个行业，才有更多的业务可以挖掘。行政资源自古是突破口，政府乐意外包，甚至承包，因为是负资产，要挖掘用户需求才能开展更多业务。像苏秦挂六国相印，说明外交是挖掘用户需求甚至创造需求产生。

而“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是孔子制定的指数标准，是孔子制作的政府信用顶层设计。均，是政信金融，和，是政敏指数，安，是政融指数。

在古代，做官是创业，上学也是创业，只是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系统内创业，营收、风险不一样而已。做官、上学都是要投资，只是做官是加盟创业的类型，和奶茶店、外卖店差不多，需要先有资本进行一次性投资。上学可以分期，如果能够创业成功，选择了好的专业，考到好的学校，那么这些投资都会变成利润，除以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大概就是自己的身价。创业失败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和珅、胡雪岩、张继（《枫桥夜泊》作者）、孔乙己（小说虚拟人物）都是案例，官职任期还长短不一。做了政信指数，还可以做教育行业的指数，比如挖掘教育的金融本质，把投入看做吸引资本的利润。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挖掘本质，指数会跟社会的流行指数很不一样，大多数是相反的。

大医者儒家和名医变法者的区别

《论语尧曰篇》有“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帝臣不蔽，简在帝心，属下的污垢就是自己的污垢，有位置的不正确和不能挖掘属下的潜能。没有贫苦不安分的百姓，只有对自身不正确的认知产生的不和谐。“受国之垢是为社稷主”，“古之学者为己”，从自己身上找问题，天下可以得到治理。“今之学者为人”，因此产生了春秋乱象。尧舜在位，以自己承受天下污垢，结果比屋可封。问题最终出在一人身上，如果每个人从自身寻找问题，担负大责任，行政效率才会提高。要知道，人在每一个行动中，都是在行政，都会为因果轮回注入一个图景，只是在位者撬动的杠杆非常大，形成最底层代码。简在帝心，行政非常简单，只要把自己培养成君子，事情就容易多了。

关键古代君王大部分都不是君子，因此行政效率低下，浪费严重。有行政没有政信，有政府没有政治。那么什么是高效的行政呢？我们通过《史记·商君列传》中的对话来看一下。

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

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

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

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这段话里面有三个政信人群的谈论（三个竞争者），一个瞎掺和的“肉食者”（采购人）。也可以看成一个创业者在忽悠，两个职业经理人在审查，一个外行LP在听忽悠。其中以商鞅和甘龙的对话最为经典。

商鞅的观点是“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甘龙的观点明显比商鞅高出好几个等级，“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

这是法家和儒家的区别，孔子可以留下行政外壳，可以不修改民俗、法律，能够通过对行政的换血，来达到修理坏疮，生长新肉的效果。糖尿病是因为贫富不均，自身不能消化某些产能（世界上没有过剩的产能，只有行业不均衡造成的资源浪费），结果白白流失。高血压是经济失灵，很多重要的部位不能得到充足的养分供应，结果造成整体的高压。坏疮是因为中央脏器顾及不到某些边角，某些部位微循环不足，发生病变。儒家就是圣人的教化，能够不修改病人的器官，顺应活人本身的身体状态，来调节一个人的病。而法家则像是如今的西医，通过缝缝补补来变革经济，通过杀菌消毒来改变行政，可能把人的腿给卸掉，把器官割一部分。这完全是因为没有大医者，原本不用修改的内容被修改了，商鞅的改革造成的后遗症能够遗留千年，孔子大道不行，才来了缝缝补补的改革派。

另外的对话，“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很多变革都是失败的，都是无用的，都是很奇葩的，在吸引人的注意力，浪费人的时间。以利招民，大盗横行，粗鄙之人的改革让邪佞的人钻了空子，让准备好好干活的资本打了水漂，破坏了行业的正常发展。让百姓来为某些不成熟的人的改革买单，和谋财害命是一样的。人永远不会成熟，不如多修改自身，看看自身变法有多大把握，然后再来叨扰百姓。这里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是商鞅是从民间来的，一定是对自身进行了非常大的改善，才能够让改革效率更高一点。官府自身对自身是没有办法进行变革的，基本上每次变法都会是错误的，都会是掺杂利益势力在其中的。而甘龙和杜挚明白这一点，对自身和他人都没有足够的把握，也不想变法，实际上整个春秋战国的最有效变法都是从外部人员开始的。这样也好，如果体制内有人说想要变革，那一定是不可信的，不如从外部雇佣变法者。掌握太多资源，不懂得效率和信用；想要施展，却被周边的同事束缚；想要尝试效果，最后却让别人买单。这样的行为是非常危险的，是一个很不成熟的创业者。资源太多，有时候对创业者可能是一个损害；资方太强势，对自身业务会产生误导；让市场买单，市场会听你的吗？如果不能确保获得百倍利益，不要变法。绩效不提升十倍，不要随便修改行政机关、一个大公司的架构，因为改革副作用太大。改革变法是天使投资，对于一项天使投资来说，风险与收益并存，如果一个投资有可以看到的巨大坏处，但是成功以后最多是百倍回报，你会因为一个故事而去投资他吗？风险是必须要控制的，而以当今的市场案例来看，想要千倍回报也不是不合理，毕竟有许多千倍甚至万倍回报。一个成功企业，从创业开始到成功，资本总要翻个上万倍才可以。杜挚的话是一个投资者的话，更是老百姓的话，因为无论改革成功与否，老百姓一定会有人来为其中的副作用买单。让不成熟的人来改变市场，让千万人来买单，不如等一个成熟的人来顺应和调整市场。

实际上最好的大医者是不叨扰百姓的，是甘龙的观点，“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这正是孔子正在做的业务。“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可惜孔子的业务没有做成，“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在第一层级的政府去推广，又一定没有效果，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市场状态。

春秋战国时期的政信市场是这个状态，每个时期的政信行业也都是类似的状态。聪明的人需要懂得，行业创新不是创造行业，不是靠想象力制造需求，而是顺应百姓，顺应市场，挖掘出实实在在的潜在需求。不仅自己要找到利润点，而且让别人也找到利润点。一个行业最可怕的不是没有利润点，利润点是可以找到的，最怕的是没有竞争对手，没有同袍，这样会举步维艰。

论政信行业的利润空间：以billion美元为计算单位

上面我们说到，从春秋时期的官僚体制建设来看，税收、财政收入、官营资本利得，都可以是政信业务的利润空间。那么从细分领域，它到底有多大的利润空间呢？

现在的智库总体是政府的跟屁虫，靠点头哈腰来挣钱，和春秋战国时期的智库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把“智库”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子、孔子等的机构相比，可以说十分贬低春秋战国时期的行业，不如直接称“政信行业”，而智库就是政信行业的儿童玩具。

现在的智库就像小鱼，吃点脚皮，给政府清理点小垃圾，胃口都太小了。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央政府的心。如果总是顺应客户的需求，那么不会得到大的发展，需要挖掘客户的需求，从给他们真正做出效益来获取自己的酬劳，而不是靠拍马屁获取钱财。墨子承包军事业务，陈平是几亿元几亿元从刘邦那里拿钱，政信行业是个智力密集型行业，不是固定的院所和职位，比如研究院、研究员等可以概括的。智库从各类高校招聘高学历的人，但现在的教育体系实在不是能培养出人才的体系，因为占用资源过多做了很多没用的事，排斥高层人才，给中低层人才的思维制造牢笼，反倒挤压了人才存在的空间。从起点上，现在的智库就注定平庸。

智库最缺的是什么？根本不是钱，而是人才。如果找合伙人找的是钱，那么就会永远缺钱。

以外交为例，在本国职位编制内的外交人员，基本上是在位者的一张面谱，甚至连喉舌都谈不上，职责是不同程度地为在位者保值做贡献，根本起不到外交的增值作用。在关键的时刻，也不能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总体来看，一个外交官的定位应当是能做外国首相，在本国也得有副总理的水平。苏秦做外交官，拿的是六国的相印。在外交方面，通过外包业务来挖掘人才，并不丢脸，因为体制内基本上很难培养出有事业心的外交官。又因为外交官是一个能够单打独斗的职业，常常可以由个人求职者来应聘，他们可以有自己的圈子，可以从圈子内找猎头来推荐。而行政人才则可以由智库来提供，走教育机构招聘的路线。

从外交外包的利润来源来看，现在中国每年对外援助几百亿，根本喂不饱那些翻脸比翻书还快的外夷政府人员。好歹抽出点钱，用于开展外交外包业务，只要养几个人才，就会把外交搞得十分稳妥。外交能够通过把线下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搬到线上进行演练，通过改进不发达国家的制度，让当地的百姓共同富裕，而不是去填补不可能填补完的窟窿，中国自己的窟窿已经足够多了，对外援助造成的对内债务已经不是相应的金额可以弥补的了。从1950年开始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物资的总值超过200亿美元，而1959年至1961年，中国遭遇了巨大的饥荒。

根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白皮书，60多年来，中国共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其中对很多国家的债务豁免是因为对方还不起钱，更多是不想还钱，一个有风控理念的企业万万做不出这样荒唐的投资。

如果想要在政信行业持久发展，首先应当看到国际局势里存在提高整体效率的空间，然后以某些国家为着眼点，重置国际局势，会有国家为这些行动买单。

比如1970年至1976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对非洲的援助基本上是填不满的，从制度上来说，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比如制度改良、全球货币改良等方式改变非洲状态，从理论上来说，和转移支付一样，政府之间的救济根本就不应该存在，世界上没有贫苦的地区和懒惰的人民，只有不平衡的体制造成的限制和匮乏。税收的存在也是不合理的，最好把政府也做成生产部门。因此，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金额，完全是政信行业的利润空间，税收大都是行政外包业务的空间。中国60多年来，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完全是政信行业的利润空间。中国每年对外的几百亿元援助，也应当是政信行业的利润空间。如果政府将这些业务外包，只要花2000亿元，甚至能让全球的某些区域统一货币、经济体制，自己还能省下2000亿元。

在援助方面，纸币的不统一形成掠夺，是国际援助存在的前提之一，未来政信行业的金融统一分支、行政分支、外交分支等许多分支都可以介入其中，来分享对外援助的利润。从形式来看，外交分支能够直接从国际援助中分羹，用外交手段达到对外援助达不到的效果，比如和一些国家的经济合作。行政分支可以通过智力援助的方式，由政府采购后输出到某些国家，比如一带一路合作就可以输出人才到外国，调理双方金融、工程建设习惯的不对等，减少中间损耗，这样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有利于长期降低成本。金融统一分支，完全可以采取入会加盟的方式，形成区域的货币体系，从中寻找利润空间，比如欧元区的建立。

接下来看一看军事分支的外包。二战以来，美国力挺以色列打了5场中东战争，如今每年对以色列进行数十亿美元的军援，结果美国自上世纪1970年代开始掌控中东至今，不但在与苏联竞争中获得胜利，到今天依然享受石油美元带来的巨大战略红利和对一些地区的掌控力。

从全球效率来看，美国的军事输出，完全不会提高世界经济效率，实际上大大拉低了世界整体的效率。自然的经济交流没有办法确立，合理的政治体制没有办法建立，中东地区一直处于混乱当中，劳动力没有办法正常进行生产，能够为当地带来发展的行业也没办法充分进入这里的市场。

美国政府的对外援助可以用投资回报来计算，远远比不上政信行业的军事外包。作为军事外包人员，墨子曾经化解多场战争，大大提高了社会效率，这也是“兼爱、非攻”等军事学问从民间提出而不是政府提出的原因。政府作为垄断企业，只看到了投资回报，而作为政信行业内的企业，军事家在自由竞争中会看向提高整体效率，通过停止战争来拓展自身的利润空间。《孙子兵法》的军事最高效率体现为“不战而胜”，都是大武的表现。相比起来，美国的军事外援是欧洲人传统的劣根性在美国延展的表现，是赤裸裸的抢劫，而不是武德的表现，也不可能有战争哲学，最多是抢劫哲学，完全没有办法提高全球政治、经济、军事效率，这里面就有政信行业军事分支的存在空间。

从政信行业来看，美国对以色列进行数十亿美元的军援，不过是美国既得战略利益的九牛一毛，那么政信行业的军事外包分支，其利润空间应当是以十亿美元为单位进行计算。如果不做军事，仅仅是通过外交，比如将伊斯兰世界的军事统一，配以经济的独立发展策略，那么没有一兵一卒的雇佣兵政信业务就可以建设起来了。当今世界的军事外包，完全可以走轻资产路线，由政治家去谋划。典型的案例是作为自由职业者的吴起，承包了军事、变法、行政等多项业务。

2018年美国军费开支6220亿美元，排名第一，中国1918亿元美元，排名第二，英国538亿美元，排名第三。印度506亿元美元，俄罗斯484亿元美元，法国443亿元美元。2016年美国军费开支占GDP的比重为3.3%，2017年全球军费开支排行，美国一国军费开支几乎相当于其他14国军费开支总和。对比美国的军费开支和其他国家军费开支的差值，如果能让美国无仗可打，那这个空间就是针对美国的军事外包业务的利润空间。

美国比别的国家多出这么多资金用于军事，对于精明的投资，一定是要从国际上把这些利润捞回来的。那么相应的，别的国家就会损失更多的经济利益。苏秦发明了一个简简单单的合纵策略，身佩六国相印，使秦国15年不敢出函谷关。如果把美国比作秦国，有人做出新的合纵策略，重构世界经济格局，那这15年节省下来的军费开支，就是军事外包、外交外包的利润空间。可以看出，政信行业是一个以billion美元为计算单位的行业。

再看一下变法外包分支的利润空间，它比军事外包的利润空间大，和外交的利润空间可以媲美，这也是战国时期改革家大行其道的重要支撑。变法的利润来源多种多样，比如医疗领域的变法。2006年9月16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举行第二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在论坛上发表公开演讲。工作人员从网上整理了“中国8成政府投入医疗费为党政干部服务”的信息，放在PPT中。据殷大奎的秘书称，有媒体记者获得了殷大奎修改前的演讲PPT，并根据PPT内容写下了“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报道。后期，多家纸质媒介及网络媒体以“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为题进行报道和转载，而消息来源皆为“原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引用中科院调查报告”。后来中科院否认发布过有关调查报告和调查数据。据了解，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5.6%左右，此事虽然有许多曲折，但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计算一下，如果接手统一医疗体系的业务，变法者的利润空间有多大。

如今的国企效率极低，我们先不计算其效率，仅仅从黑色收入方面来看，原中国银行广东省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挪用公款总额达数十亿元人民币，一个只有68.83万人口的市支行行长就可以贪污这么多钱，可以管中窥豹，国企改革中的政信行业利润空间有多大。

变法方面牵一发而动全身，从细分领域不容易成功，比如单独对股市进行变法，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变法方面存在赢者通吃的局面。如果能够从行政最高层进行变法，成功几率就非常大，因此也需要高薪、高提成来聘用变法的人或者机构。

而国企改革，应当把国企每年创造GDP占全国总GDP的20%-40%的大盘子作为利润空间。

行政分支的利润比以上所有分支都要大，它能够挖变法分支的墙脚，比如孔子的业务如果做成功，就不存在商鞅等人的利润空间了。这是行业内部的颠覆，是通过对整个生态的改善来获取利润，把其他很多分支的利润都给撬走了。同时行政分支也拥有能够瞄准的利润空间，那就是一个国家不同层级执政者的黑色收入空间。这个利润空间，可以参考行政承包制度中，各级政府官员的利润空间，再乘以本级官员的总数。

孔子做的是很大的生意，世界首富子贡做他的投资人和弟子，很多时候会放下自身的工作，来给孔子打工。等孔子去世的时候，子贡给孔子守孝6年，比别的弟子还要多3年，对于一个理智的人来说，其中的商业魅力可能也帮助促成了这种行为。种地十倍利，经商百倍利，投资政信行业的回报不可估量。

谈一下人才的招聘，如果单纯是社会招聘来的外交人员，应当是顾及不到全球的制度改革与行政效率问题，应当由政信行业的行政机构来提供外交人员比较好，能够避免单独一个行业的变革对总体效率提升的难以把控。如果政府采购外交外包，需要考虑到均衡。而从事外包业务的政信行业从业者，也应当找准自己的业务，分析业务的利润分配，挖掘客户需求，明确自身利润来源，从节省钱财方面真正帮助政府实现效益的提升。

所有的门槛都是为了维护庸人利益设置的，所有的顶级人才都是不会只看一个行业、一个国家、一个学校的。现在所有的全球经济、政治问题都是因为没有人才。政府体制内培养不出外交人才和行政人才，这是企业属性和运作方式决定的。但是行政似乎不需要太高的效率，如果提高整体效率，还存在各层级搜刮钱财的空间吗？

因此政府招聘可以设置一个小门槛，比如科举制度，和托福、CFA一样全球考。但是最好的人才一定是连这个门槛也不要看的。

周易周而复始，如今的时代和战国相似，或许要走入春秋，走入周朝的大一统。世界本来就是趋于大一统的，没有教化的差异，没有人种的差异，没有习俗的差异。一切的差异都是因为没有给人才留出空间，都是因为没有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来消除隔阂。只要我们看到这一点，未来的政信行业，很有可能会带领我们走入另一个春秋时期，带来另一个百家争鸣，最终带来全球的大一统。

政信行业的311分支：3个指导、1个支撑、1个变革

儒家五常是“仁义礼智信”，其中“信”就是“政信”。当今的政府是全球最大的企业，各国政府都是地域的垄断者。在中国，地方政府，比如县级政府，都是地方最大的垄断企业。任何的生意，都不可避免与政府打交道。

我们可以看到，如今市场已经产生许多与政信相关的企业，我们可以从上市公司找出一大堆相关企业。包括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国企、央企，都属于政信行业，只是他们的触角伸到了其他行业而已。另外比如税收电子系统，许多是承包给企业的，“用友政务”由用友软件集团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共同设立，面向政府部门、事业单位、非赢利组织的业务管理信息化解决方案提供商，他们提供一部分财税方面的电子解决方案。12306网站也是承包给私人企业制作的。当今的各类智库，虽然是啃脚皮的角色，但是也提供了不少（虽然没有太多用处）的智力支持。

不管是转移支付、家电下乡、财政补贴还是其它的政府行为，都说明其中存在不合理，那么应该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拼拼凑凑。如果信不过企业，又为什么信得过政府呢？为什么又要政府来做二手调节，和银行一样把如此多的行业融资都做成间接融资，降低整体社会效率呢？如果政府专注自己的主业，就不存在地区发展不均衡。政府本身就是一个企业，如果没有遵守圣贤制定的行业规则，甚至比其他能够自己制定行业规则的企业的效率还要低。

政府完全可以看成一个企业，用市场化的规律来分析会更容易明白其行为。从政府最薄弱的环节、效率最低的环节来看，如果要发展政信行业，未来可能会按照311的方式进行排布，包括3个指导、1个支撑、1个变革。

首先，我们可以从市场上找出相关的政信企业形态，形成政信行业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将产生5个新的分支，引入大量的利润。其次，我们可以探讨这5个分支可能会出现的形态和竞争方式，或许这5个形态会稍有改变。

3个指导中，从利润角度来看，一定要把外交包括在其中。从全球来看，现在的对外援助也是非常低效的，存在大量的利益空间。可能外交外包要等待其他分支确立后，再延展出来。

第二个指导，也是从利润角度来观察，是军事外包。从全球来看，现在的军事也是非常低效的，不能有效服务于全球总体的经济，但是军事外包未来更倾向于轻资产，或许会和外交融合，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军事问题。另外各类军工国企、信息企业、航空院所、民间重工企业，都处于军事范围，很多可以外包。

第三个指导，应当是政信金融，包括PPP、城投平台融资等，可以包括与政府业务相关的整个证券行业。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可以容纳进来，当今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存在很大问题，让民资自己和国企去正面对决，张开大网，最后民资被消灭，所以改革空间也很大。现在政信金融已经在大力发展，可是具体业务非常凌乱，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三个指导并没有关于智库的阐述，未来的智库需要大力变革，从事某些细分领域，才不会被淘汰。未来不再是对经济、改革等进行泛泛而谈，未来需要深入、实践，才能获得成就。自己找到利润点，带来可见的政府效益提升，才会拥有发展空间。

1个支撑，是行政外包，不论是从执政效率还是从利润来看，全球都存在效率低下、利润丰厚的情况。行政也是有效支撑各国政府来提高自身效率的好方法。

从目前已有的行业来看，公务员考试可以外包出去，由社会自行来推动。第一，它能提高品质，现在全球的公务员考试荒唐而不严肃，题目基本上都是考小学生的、和脑筋急转弯一样的题目，简直是儿戏。第二，它能提高效率，减少流程的冗杂，提升专业度。第三，它让公务员考试成为生产部门，节省政府开支，减少非市场化的供养引发的产业不均衡。另外，电子系统外包也属于行政外包的一个分支。

1个变革，就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的一个重要分支，变法分支。目前包括教育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国企改革、金融改革等都可以容纳在内。现在政府想要通过PPP等模式来促进政府管理现代化等改革效果，是风马牛不相及。柿子要挑软的捏，教育改革将是一个重要把手，其中基础学科由财政拨款，高精尖的创新学科由企业自主办，自负盈亏。

2017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42557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主要包括公共财政预算安排的教育经费，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的教育经费，企业办学中的企业拨款，校办产业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等）为34204亿元。学校的经费不止有政府拨款，还有校友捐赠和社会支持。教育体系的弊端很大，从财政投入到校友返钱都有问题。财政部拨款按照利润的模式，撬动10倍以上的杠杆，给本校的学生进行了资本背书。学生利用这种便利，从社会上捞到钱，再返给学校，增大了学校之间的差距。

清华大学教育经费拨款29.9亿元，科研经费50.79亿元，教育事业收入12.2亿元，经费总计92.89亿元，支出预算为182.17亿元。浙江大学教育经费拨款23.04亿元，科研经费41.23亿元，教育事业收入7.7亿元，经费总计71.97亿元，支出预算为154.28亿元。北京大学教育经费拨款27.78亿元，科研经费27.24亿元，教育事业收入9.5亿元，经费总计64.52亿元，支出预算为153.11亿元。地方十年前的学校合并建设浪潮中，利用划拨土地建设地产的趋向十分严重，比如郑州大学。

现在教育经费的改革空间非常大，教育改革的利润空间也很大。把中国所有的学校包含在内，包括职业学校、西部贫困山区小学等，以中国最差的学校北京大学为例，把北大方正等企业股权算在内，学校共有经营性资产6000亿元左右，从学院的北大淫棍门到企业的北大方正李友案，都揭示了低效率。从学院院长到校企都存在很大的贪污和浪费空间，资源浪费严重。如果进行教育改革，拿北京大学的27.78亿元教育经费拨款作为改革外包费用，完全不算多。如果能进行科研改革，拿清华的50.79亿元科研经费也不算多，因为节省的钱要远远大于浪费。未来还可以大大减少教育拨款，形成看得见的政府效益。

政信行业发展的黄金时间：2008-2039

政信，其中“信”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是量化政府资本，让政府行为不超出自身信用范围，第二个，是效率，政府行为合规合理，才能够践行自己的目的。治国不能只依靠想象力，如果不符合效率，即使拥有再多的资源调动能力，也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如果政府行为超出“信”，那么需要依靠民间力量来促成高效率。

如果顺应已有的，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不成形的政信行业从业者，比如政务电子系统外包业务。只有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才能提高这些从业者的效率，通过专注而让他们获取自身的长远发展，这就是“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如果你创新了一个行业，但是又分享这个行业的市场，那么这个行业会很快发展起来，你的利润一定会在其中自然体现。微软、安卓等案例太多了，不用细讲。

从2008年到2039年，是中国政信行业从萌芽到发展壮大的过程。如果政信行业做好了，从2039年开始，是政信行业明显超出国界，成为世界普遍认知的过程。政信危机一直都存在，作为行业，政信会从全球角度来开拓自身业务，这时候会出现全球范围的百家争鸣，政信不再是局限于是一个国家的行业。

2008年，政府推出了超出自身信用额度的四万亿计划，导致中国经济随后多年的疲软。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市场上出现了自发调节的声音，各个经济学家、智库各有自己的观点，对政信有了一个初步的探讨，民间的智库开始崭露头角。可以说是政信行政有了初步苗头，触角也开始向政信改革发展。随后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等呼声中，也有这些小鱼的声音。

自2013年以来，PPP相关政策密集出台，社会资本开始向政府垄断的行业渗透。到2015年以后，政信金融行业出现了，并且提出了“政信行业”的口号。这时候的政信还是扭曲的。

2017年，智库的力量开始显化，智库工作者开始在国务院、中央行政中成为一股创新力量，虽然这时候的智库还只是政府内部改革的体现。而在国外，旋转门已经存在多年，民间智库可以通过旋转门到政府任职。

2019年，相信随着这本书的出版，政信行业将明确自身分类，政信行业5大分支将明确自身定位，政信外交、政信变法将从民间智库开始兴起。

那么2039年以后，全球政信问题将出现什么样的状态呢？

政信的作用极大，汇率问题、经济危机、军事不平衡全都是政信问题，如果做好了政信，索罗斯等利用一国政信问题来发国难财的机会就会减少。这些政信投机人四处发现危机，四处煽风点火。1997年前后，索罗斯在成功击跨整个亚洲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尼，菲律宾，韩国，日本的金融之后，把目标转向了香港。最终香港金融证券及银行机构在大陆政府和香港政府的干涉下成功的阻击了这场攻击。和股市投机者一样，如果没有这些投机人，各国政信背后的危机或许会在没有波澜中造成国内百姓生产生活的更多损失。如果让政信问题持续，会不会出现更大的漏洞，以至于出现垄断能力再强大的政府都无力挽回局面的情况呢？如果全球都变得敏感，各种行业都盯紧了政信行业，形成各种合纵连横，一个国家的封闭能抵御全球全行业的不配合吗？如果有政信从业者从治疗未病的角度，提前将政信治疗好，那么还存在投机空间吗？从美国股市、劳动市场的改变能够引发全球震荡来看，未来的政信问题，一定会超越国界，形成全球的政信解决方案。孔子行不通，鬼谷子会来补充，不参与进来的，会亲手将自己毁灭。

未来的几年，会形成国内政信行业标准。随着国际化推进，行业标准之类的还会不断变化。2039以后，全球化的标准大致能确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