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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贫瘠的土地，只有不合理的产业、地域垄断、户籍造成的荒废

 

土地可以改良，如今某块地域的产出往往和财政补贴有着很直接的关系。而且不同的土地在种植不同作物的时候有不同的产出，这要看你选择在某块土地上搞科技、工业还是农业，而科技、工业和农业的产出，在不同的时间在同一地块又是不同的。

初级的制造工业离农业产地比较近，这样可以减少运输消耗。而农业需要在土质肥沃的地方种植，在这片地方做科技城区或者补贴做学校，是相当不值的。很多已经形成的城市，从土地价值上来说并不合理。其实政府只要退出产业政策，市场就可以让土地以较合适的状态分布产业。

市场比政府更明白怎样利用好土地，政府制作条条框框，在土地性质变动中几乎是无能为力的，它的每一次产业政策都会在之后留下问题，让市场用更大的成本弥补政府犯下的错误。比如土地财政、城乡分化，让社会形成巨大的迁徙浪潮，从原本肥沃的土地上到处流浪打工，形成养老和子女教育的隔阂等巨大的社会问题。由于政府产业政策作用，大批良田无人耕，大型种植很难以适合的方式出现，即使划定土地红线也不能阻止实际的耕地荒置、粮食缺乏，还妨碍了工业建设。

在个人看来，土地有不同的用途和产出量；在市场看来，可以说有土地的贫瘠与否，这也可以表达为资本回报方式是以农业还是某种工业；治大国若烹小鲜，在政府看来，不应当有任何土地的贫瘠与肥沃的区别，不同的土地有不同的用处，不同的土地有不同的人口分布，每一片土地都有它的产出，都能促进群体的幸福，可以说每块土地都有自己的个性，劳动回报率在任何土地上都会趋于统一。如果政府说某块土地贫瘠从而拖累社会幸福，那最好的方法就是这个政府不要再管理这块地方了。作为封地给有管理才能的人去管理。

 

 

农业“落后”说明农业有潜力：对其他行业是滋补而不是抢占资源

 

科技是没有国界的，不均衡是政府垄断造成。如果科技出现国界，是因为政府垄断造成的血液不通，市场自身拥有打通血液流通的能力。科技只是工具，市场一直在冲破政府地域垄断造成的隔离。

中国具有全球最大最好的市场，科技的先进是市场造成的，科技的落后是政府造成的。科技差异是行政管理的果，而不是因。政府不是生产部门，如果政策说他多么爱科技，要努力发展科技，那这正是科技败坏的时候。

一个结果是现在科技产能占生产总值比例太高，科技产品价值被高估，需要挖掘平衡点。

科技依靠的是一个国家的体质。软件上是人文构成的市场，决定了科技的优化速率。而硬件上则是土地状况，是农业。农业是一国经济的基础，每一次的产出都实实在促进国民福祉。

科技和农业一样，只是某个产业，它仍旧是受到劳动利润率和资本利润率的边际效应调节。亚当斯密认为，农业是技术含量非常高的行业。如果没有政府的财税和产业政策等调节，劳动利润率和资本利润率本来能让各行各业劳动产出率一致，人口和资本自然会调节各个行业的劳动状态和资金配比。农业利润率低，恰恰说明了农业有着很大的潜力，只要政府反省自身政策，农业就可以发展。中国自古的自然经济不掺杂近代欧洲的抢劫，其土地管理和自然经济可以作为一个范例。

农业是产业链上游，是一国产业的集中体现，对其他产业是滋补，而不是抢占。科技是产业链下游，两者相辅相成。农业利润增多会吸引人口，农业利润增多，最终还是会促成科技利润增多，进而增强产业循环动能，吸引更多人去参与农业、科技制造。加上农业的补贴利润，这种科技制造又会反过来促进本国农业生产的优化，提高农业劳动回报率，形成良性循环，让产业发展更均衡。

对农业的补贴比对其他行业的补贴更为有效，对农业的补贴会增加农业收入，扩大市场，这些补贴最终还会顺着产业链向下流。增加农业利润，但是农产品价格没有增加，农产品供应反而增多，增加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农业吸纳一部分人口，下游的行业获得资源供给多一些，竞争少一些，更容易在市场获得动力。如果不是这样，那一定是政策在产业中制造了更多限制。

 

产业政策通过产业链对农业形成剥夺

 

劳动回报是不是能够得到值得的利润，很大程度上和供需有关系。上游的农业供应量大，议价能力不高。当经济不够均衡，出现问题的时候，首先表现为农业生产得不到足够回报。而经济不均衡常常是政府产业政策、税收政策导致的，财政税收让整体的产业回报率变少，再通过产业链的议价能力，让农业得不到足够回报。

市场模式是发现提高效率的地方，然后抢占市场，引发同行业效率提升。接着产生一些扰动，产业重新布局，资本回报逐渐又归于平衡。但是在为政者这里，应当是看到科技创新是降低了同行业或者不同行业的利润率，在生产上造成了混乱，让社会资本重新布局新模式，形成新的平衡。为政一定要减少这种扰动所造成的困扰，让它顺利过渡到新的平衡。

“科技不发达”是一个虚假的现象，大国、小国的产业发展均衡，就不会有问题。“科技不发达”是产生了比较大的差异，而“政策”则是其中的罪魁祸首。

 

本国政策困扰形成全球农业战争

 

农业补贴是很不自然的现象，如果种地不能赚钱，那这个产业就应当衰弱下去。农业作为支撑，是行政制造的不平衡的缓冲力，因为政府对其他产业的干扰没有停止，所以从农业寻找平衡。

欧美国家一直都极为重视农业。现在欧美粮食产量都是过剩的，它们仍旧对农业有着很大的补贴，美国还要在一些时候限制农业种植面积，并对限制的地方进行补贴，以增加农业劳动生产回报率。日本作为一个城市化国家，和科技比起来，粮食生产增加的产值不多，可它仍旧抓住自己所能够把持的一切可种植土地进行效率极低的种植，并给予这些粮食生产以大量补贴。韩国的策略也是一样的。越是科技输出强势的国家，越注重农业生产补贴。

这和中国的补贴属性完全不同。欧美国家补贴农业，能够提高整体的回报率水平。可是中国主要问题在于税负太重，产业政策太多，产业混乱，对农业的补贴效果比不上政府退出产业政策，让经济自然发展。

农业比科技的通透性更强，更能突破政府地域垄断。政策通过产业链来剥削，或者补贴农业，农产品价格还是难以改变。粮食是天然的货币，比政府信用货币说服力更强，也更难受到政府的操控。而本国政策对产业形成的困扰，是农业战争的突破口。

 

农业到科技的产业链看产业战争

 

人口密度决定了日韩小国更趋向于建设城市化的国家，城市化的国家可以用少量土地来融合劳动力。他们人口密度大，可供种植的土地相对较小，可是他们仍旧非常注重农业补贴。农业补贴越大，农业的利润率也就越大，作为容纳劳动力的缓冲产业，它能够给科技发展的利润率带来非常大的支持。定下了科技回报的起点，科技利润率总是试图突破农业回报率。

农业能人口通过在农业、其他产业领域的分布，也能够平稳劳动力和资本的过渡，是一国经济平稳的基础。

 

人口多的小国家非常重视农业补贴，不如说它更注重科技的发展，懂得用农业来稳固科技发展的不稳定，并且用农业的高利润率来支撑科技的发展。农业在大国只是一个基础，在小国这种基础作用更能突出表现。当科技萧条的时候，农业吸纳人口，缓冲利润降低，维持经济稳定。在科技发展的时候，农业作为基础，获得补贴，让科技发展的后劲儿更足。

直接补贴科技，会让科技产生怠惰，丧失竞争力。当科技弱势的时候，不可以剥夺农业，因为农业在帮助攒劲儿。当科技发展时，补贴农业增强后劲儿。这个前提是政策已经产生了不平衡，就通过补贴农业这种“治百病”的方式来补偿错误。政策造成的一切产业不平衡最终都会在农业上体现出来，如果政策没有产生错误，经济是自然的，不必补贴农业。

国土面积小、科技发达的国家注重让科技的利润率高于农业，或者说让自己国家的科技利润率高于世界的农业平均利润率，这样在科技的创新上才具有能力。这样做的最好标志是，让自己国家的农业利润率也高于世界农业平均利润率，而通过补贴的方法增大本国农业利润率的方法一般来说降低了农产品价格，同时限制农产品出口，和国际市场最低粮价接轨。最终是以农业的稳定，不断输血，促进科技产生改良优势。这就像一个人打肾上腺素。也不好说这是不自然的经济，治小国若烹大鲜，这种烹饪某些产业来达到利润传导的方式会在短期起效果，长期不可持续。小国一直处于不稳定当中，经济盛衰更明显。大国则不一样，需要更稳定的自然经济，把所有产业当做一锅炒，若烹小鲜，把小国产业当做试验田就可以，有足够的能力来抵御冲击和完善自身的产业处置。从这方面来说，大国的农业更为基础。

 

 

中国的农业：介于小农精耕细作和大庄园之间

 

有经济学家表示，成为人类文明发祥地的地方的地理环境比较中庸，首先气候不能太恶劣，而且土地不能太恶劣，如果土地太恶劣的话不能养活人。其次土地太肥沃阳光充足的地方容易生长太多不适合人食用的植物，单是除去它们就要耗费太多劳动。从土地质量上来说，中国是有着强健体格的。

中国的市场是世界上最优质的。农业也有着厚重的传统，耕地和人口的比例不比日本等小国要小，也不至于像美国那么大，在产业调整上有很多的灵活度，关键是看政策如何弥补自身犯下的错误。老祖宗更懂中国，中国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模式上更能直接提高产业总体效率，不适合日本的小农精耕细作来增大成本，也不适合美国的大庄园来浪费耕地，必须通过自然经济探索一个中间路径。

中国的人口是世界上最聪慧的，在科技方面，只要把市场还给百姓，采用轻徭薄赋的传统自然经济，一定会迅速发展。

 

资本和土地独立了，农业才会有生机。仰赖农业独立，科技和资本才能独立。

小国可以把农业作为商业来做，它的各方面的变动也建立在整个国际整体的大致稳定上面，可是中国的变动会引起世界内容的新格局。中国包括农业在内的行业发展需要有自主的路径，它是世界经济的根本，而不是顺应者。顺应国际，就不能发展自己。发展自己，国际会顺应中国，到时候整个国际经济基础就已经改变了，就无从谈顺应国际。

 

关于医疗改革的提示：政策退出

 

医疗在当今似乎是稀缺资源，如果医疗政策照顾大众，似乎财政补贴就要弥补一个很大的窟窿，好像人们都要把珍贵的药品藏到家里当饭吃。生产技术比较差导致供给比较差，但是需求相对较多，稀缺物品反而有很高的利润率，很多人可以把它被当做藏品也即投资品。而当它变得普遍的时候，人们并不会有特别的储藏意识，它的价格和利润率也就降下来了。公共产品符合这一特征，人们不会把公用电话和垃圾桶搬回自己家用，在公共产品由特殊到普遍的过程中，是生产物品效率的提升导致供需产生变化。有些物品是完全市场化生产和销售的，同时有一些产品，比如医药和教育，却是由政策掌握其变动的部分，构成对边际需求的限制，导致更迭速度变慢。政策对这些产业的影响是十分大的，如果不能准确预料到价格和价值的这种变动中引出的社会生产变化，就会把小成本计算成无底洞的大成本，实际上是阻碍了物品的生产效率的提高，阻碍了物品的普及。医疗的稀缺反而正是政策造成的，政策永远不是促动力，促动力是市场。

 

关于互联网科技：政策提高实体经济回报才能促进其发展

 

生产稀缺物的供给方的劳动力成本和本行业的资本回报率没有直接关系，而与社会平均劳动成本相关联。我们可以从金矿、科技两个极端来看这件事。

从金矿、银矿生产来看，发现开采成本低优质矿产后，还要经历产品价格传导的过程，最初的产品还会按照市场的价格去销售，然后减少一些劣质矿开采业务，达到价格和供给新的平衡。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会用社会平均劳动成本来雇佣工人，利润全部给到资本。但是资本的利得不会持续，供给增加，价格降低，雇佣足够的人以后矿产质量还会下降。最终，价格还会表现为和人力成本相差不多，但是中间还有一个市场的供需来调节这件事，两者没有直接关系。

矿产的市场庞大，政府的资源体量不足以对其造成太大影响，但是其他行业，政府就有很多参与的空间。大一些的石油行业，欧美会以军队、战争、华尔街来破坏正常的市场。再小一些，如果有行政参与，会破坏行业正常发展。

技术会产生一些垄断，政府和企业都是企业，政府政策就表现为企业的不公平竞争，通过供货、补贴、虚假消息等方式打压对手，然而其指向并不会成为最优。大型企业可以通过控制供应链、宣传、补贴、收购等方式来消耗市场上的创新，将创新导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让市场跟着自己的节奏，让有利于自己的创新成本越来越低，压过别的创新，比如LCD屏和LED屏之争。而在医药方面，则完全产生了劣币驱逐良币，廉价、有效单不让企业赚钱的药品遭到淘汰。在政府眼里不应该有“发展”这个词汇，也不应该有“经济增量”，而应该把市场看做静止。从这个方面来说，医疗市场的成本其实越来越大，最终由百姓来承担成本，连政府都受到拖累，需要大量补贴和越来越深的介入，成为恶性循环。而中国古代的医疗体系本来是非常低廉的。

光伏也是这样，政府的介入产生不公正的竞争，误导了创新的方向，迅速将行业导向夕阳行业。未来在应用方面落下的功课，还需要从头来补。政府越是努力，对这个行业的发展越是不利，耗费财税资金，误导社会资本。

最后，是科技。我们以电商为例。电商方便了人们的生活，这是它获取客户的重要方式。另一种方式是降价营销。创新在最初都表现为破坏行业规矩，减少中间成本，所以也有降价的空间。但是实体经济的回报率如果不提升的话，最终互联网科技反而怠惰下来，不断提高商品价格，甚至最终把方便人们的生活作为一项资本，提升一定价格，多赚取一些差价。电商和科技在最初会给尝鲜者一波红利，但是最后还是回归社会平均劳动力成本，并未提升人力回报。从垄断后的滴滴和做大以后的淘宝可以看出，这些科技最后都会走向怠惰。他们只是在行业搅和一通，改变了交易结构，但是并未提升产出。

电商、科技在总体交易中所占比例不大，最终劳动力回报还会参照市场总体的平均回报。实体经济才是财富的源泉，互联网只是工具，互联网科技最终一定是要增强实体经济效率，如果它并没有辅助实体经济生产出更多产品，问题一定是出在政策上。

“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君子周急不济富”。边际效应是科技造福百姓的平衡点，政府应当了解科技和市场博弈过程中的平衡点，不要去破坏它。如果对实体经济盘剥比较多，人们自然会聚集到互联网。不能看到互联网利润增加就想再给互联网收税，而应该主动放出一些权力给互联网，减少实体经济监督的机构数量，减少自身自身经营成本，让市场形成更多自发的监督。一方面让科技形成更好的自我发展生态，让科技自己增加监管投入，而不是花钱在和政策纠缠上，另一方面从实体经济回报的提高让科技发展能够从总体来提升产出，这样也能让科技更具有创新的紧迫感。

新产业新物品在最初都耗费投资，我们与其说它的需求很大，不如简单说成它的生产不能弥补需求，这种不契合的表现就是储藏价值，稀缺物品更便于储藏。当一个物品显得炙手可热的时候，对它的投资就会过热。如果是市场自主行为，这种投资会加大物品的价格，促进对物品的更充分的利用，形成“它价格变高了，但是在那个层次不再稀缺”的效果。当这个产业成熟并普遍化的时候，应当有一些投资会白白浪费。这是正常的产业代谢，最好由市场自主决定。总体来看，“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政策的着眼点以为是市场失灵，其实只是市场的正常反应，政策的介入会加大其不协调。“君子周急不济富”，“急”的使用是效率最高的使用，如果政策介入，往往会成为“济富”，不用再谈“贫”，政策的介入是“济富”和“造贫”的过程。最好反省自身，看看自己在其它哪些方面造成了困境。

 

虚假的政府调控：恰恰是政府制造了行业不均衡

 

现在各国政府做得都不好，地域垄断严重，对百姓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而且大企业病严重，效率低下。无论政府做的任何事情都要交给企业，给哪个企业都一样。垄断了最有利润的行业，却通过产业链的供需和税收把别的行业做得利润非常低，让外界以为那些不赚钱。各类专营制造的医疗、教育等一些行业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最终还是要政府拿自己的利润去填补，只是留了一手油，又降低了行业效率。

有需求就一定可以做，如果不挣钱，说明不是假的需求，就是政府运营有问题。政府也是企业，属于市场的一部分，市场的失灵需要打破垄断，用更加市场化来克服市场的失灵，所以政府不仅要退出产业政策，甚至还要通过百家争鸣、科举来推行政市场化，让政府真正成为生产部门。

现在政府只会收税，可收税的成本也转嫁爱给了百姓。税收是一种巨大的不均衡，所以不可以有税收，让政府成为生产部门，收取自己提供服务的费用。如果经营的钱不够运营成本，可以外包。有了税收，政府的主业就会改变方向，越来越不擅长行政，所以一定要通过外包等方法来降低成本。即使政府什么都不做，只是把行政外包给物业后做房东，也比用产业政策混乱各行业发展要好。